中國古代的各種術數，本質上皆以預測人事吉凶禍福為最終目的。其應用範圍極廣，大可推演國家大事，小可涉及個人瑣事。在具體運用時，術數追求的是趨吉避凶、向福背禍、捨貧求富、去賤向貴。這些追求決定了古代術數必然向「富貴」一方傾斜，呈現出明顯的貴族化傾向。
卜筮、相術、占星、占夢、《易》卦等術數，早期運用的對象基本上都是帝王將相等所謂「上符天命」之人，平民百姓鮮有機會接觸。從東漢以前的相關記載來看，平民不僅與預測國家社會興衰的《易》卦、占星等術數無緣，就連相術、占夢這類較多應用於個人的術數，也甚少與他們發生聯繫。
東漢以後，隨著社會變遷，術數運用的範圍逐漸拓展，各種術數——包括原本主要用於預測國家社會興衰的占星術——都廣泛運用於個人，用以推算個人的吉凶禍福。然而，真正見於記載的平民案例仍極為少見。
正史、野史中的此類記載雖偶爾涉及平民百姓，但嚴格而言，這些平民的身分都是暫時性的。他們在與術數產生關聯之後，本人或後代大多改變了平民身分，其中不少人由貧而富、由賤而貴，由布衣躋身貴族。圍繞東晉名將陶侃的若干傳說，如「彈血作公」、「牛眠示葬地」等，便是典型事例。
唐宋以後，術數與個人的聯繫更為緊密，涉及的對象也更為寬泛。但凡與術數有關的平民百姓，除了被示以凶禍的故事傳說之外，多半都以接觸術數為契機，迅速扭轉命運——或由貧轉富，或脫下布衣換上官服。與其將這類人物歸入平民階層，不如劃入貴族階層更為恰當。
風水術作為古代術數的一支，自萌芽之初便展現出貴族化傾向。早期的風水活動，如周公卜洛、秦始皇鎮壓金陵王氣、蒙恬宅邸地脈被挖斷等，雖僅能視為風水術的萌芽形態，卻已帶有濃厚的貴族色彩。到了魏晉時期，風水術正式成形，這種傾向更為明顯。郭璞《葬經》論述各種地理形勢的吉凶時，一再指明何種地形可出王侯、何種地形可出將相、何種地形可出公卿、何種地形可長享富貴，處處以功名利祿為依歸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傳統倫理道德雖對嫌貧愛富嗤之以鼻，卻並不排斥對富貴的追求，只是主張「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」。只要取之有道，縱然富比陶朱、財傾天下，也無人非議。
生財之道千萬條，透過風水實現對富貴的追求，在許多人眼中不失為一條坦途：既不必勞力，又無須爭搶，只要覓得風水寶地，富貴便可安坐而致。風水既然被視為通向富貴的捷徑，其呈現出貴族化傾向，也就不足為奇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