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名不僅是個人的符號，更是時代文化的鏡子。南北朝至隋唐近七百年間，政權更迭頻繁、民族融合加速、宗教信仰勃興、門閥士族鼎盛，這一切都在當時人的姓名中留下了深刻烙印，形成了鮮明而獨特的時代特徵。
魏晉南北朝時期，佛教自西域大規模傳入中土，上至帝王將相，下至黎民百姓，崇佛之風蔚然成潮。反映在人名上，便是大量帶有佛教色彩的字眼湧現：
這類名字的大量出現，正是佛教深度滲透社會生活的直接見證。
南北朝時期避諱制度相對寬鬆，最典型者莫過於「之」字。琅琊王氏、陳郡謝氏等頂級士族，往往數代人皆以「之」字入名而不加迴避：書聖王羲之，其子王玄之、王凝之、王徽之、王操之、王獻之，祖孫父子共用一「之」字，若依後世的避諱標準簡直不可想像。此外，畫家顧愷之、名將到彥之、天文學家祖沖之，亦皆以「之」成名。「道」「僧」「曇」等帶宗教意味的字同樣可以父子相承，足見當時避諱觀念之淡薄。
以五行學說為據、按相生順序為子孫命名的做法，在南朝齊皇室已見端倪。齊武帝蕭賾一支，子孫命名依次嵌入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相生的意涵，開後世字輩譜系之先河。此法至明代發展為完備的制度（如朱棣、朱高熾、朱瞻基祖孫依次取木、火、土之意），而其源頭正可追溯至此時。
南北朝人重視小字（乳名），往往終身沿用，史書中屢見記載。宋武帝劉裕小字「寄奴」，辛棄疾詞中「尋常巷陌，人道寄奴曾住」即用此典；北齊奠基者高歡小字「賀六渾」，帶有濃厚的鮮卑色彩；前秦苻堅小字「堅頭」。這些小名或質樸俚俗，或染胡風，恰恰折射出民族大融合的時代氛圍。
入唐以後，人名文化呈現新氣象，最引人注目的是「行第」之風——以兄弟排行相稱，成為社交場合的普遍習慣。白居易行二十二，友朋多稱「白二十二郎」；劉禹錫行二十八，柳宗元行八，韓愈行十八，元稹行九。杜甫寄詩李白題作《寄李十二白二十韻》，又稱高適為「高三十五」。詩人唱和，多以行第相呼，親切而風雅。這種稱謂方式上承門閥重宗族之遺風，下啟宋以後譜牒排行之先聲。
與南北朝的寬鬆形成鮮明對照，唐代避諱日趨嚴密。太宗李世民即位後，「世」「民」二字須避，觀世音菩薩遂省稱「觀音」。最著名的公案是詩人李賀：因其父名「晉肅」，「晉」與「進」同音，李賀竟不得應進士舉，韓愈憤而作《諱辯》為之鳴不平。此事既顯示唐代諱禁之苛，也反映了科舉時代功名與名諱之間的尖銳矛盾。
從南北朝的佛名氤氳、「之」字相襲，到隋唐的行第相稱、諱禁漸嚴，人名的每一次嬗變都與政治、宗教、家族制度息息相關。讀懂了這些名字背後的故事，也就觸摸到了那個時代跳動的文化脈搏。
